从公元839年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归国，到1403年日本足利幕府与明朝正式恢复官方朝贡贸易，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中断了近六个世纪。但在此期间，随着海商和佛教僧侣建立起日益密切的联系股票融资操作方法，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日海上贸易网络蓬勃发展。
基于对寺院记录、诗歌、书信、传世图像和实物以及考古发现等多类史料的细致研究，《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描绘了当时东亚海域世界生动多彩的景象，展示了海商与僧侣这两个群体如何利用彼此的资源并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贸易网络与宗教网络的融合，联合构建了中日之间“宗教-商业”交流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如何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之外运作。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该书第六章《寺社造营料唐船：蒙古帝国与日本列岛的贸易（1270-1368）》，以飨读者。
1259年，忽必烈的军队征服高丽，高丽为蒙古与日本的谈判充当了中介，也成为蒙古战船进攻日本途中重要的中转基地。1266年，忽必烈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位使节，随后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又派出五位使节。这些使团要求日本承认忽必烈为“宇宙之主”，与蒙古“通问结好”，但日本拒绝了。这迫使忽必烈对日本发动了两次入侵。
中国和日本的记载都夸大了双方的兵力。例如，《元史》记载1281年的蒙古舰队有十多万人，而日本的记载则称有15万敌军乘3500艘战船抵达。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托马斯·康伦（Thomas D. Conlan）提出了一个更可信的估计，即1274年，大约有2000—3000 名日本士兵与人数相近的蒙古军队作战。1281年，几千名日本人击退了不到一万名蒙古和高丽侵略者。在第一次入侵中，博多的大部分地区被烧毁，包括众多中国海商居住的唐房，而第二次入侵造成的破坏较小，因为幕府加强了博多沿海城墙的防御工事，蒙古船只无法在博多登陆。
一些同时代的日本文献称，在蒙古两次入侵期间，蒙古舰队都被适时刮起的台风摧毁，台风代表神灵帮助日本摆脱了别国的侵占。不过，康伦指出，“神风”（Kamikaze）对战争的结果影响不大。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武士竹崎季长（1246—1314）的一手记载，还是当时有关蒙古入侵的官方文献，都没有提到台风。关于1274年的入侵，文献所记载的风只是将船吹走的逆风，并不是台风。尽管如此，一些日本朝臣还是在日记或回忆录中称赞“神风”，认为它表明日本受到神灵的眷顾和保护。在九州西北部伊万里湾的海床上发现了被认为属于第二支蒙古舰队的沉船残骸。从这些沉船能看出，第二支舰队一定是仓促组建的，因为许多船只是平底的，很像河船，因此不适合在海上航行。比起风力，装备不足的舰队更可能是导致海战结果的原因。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蒙古人两次失败的入侵并没有阻断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1277年（至元十四年），即第一次入侵三年后，日本商人来到中国，寻求用黄金换取铜钱，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铜钱自12世纪以来一直在日本列岛流通。在新安沉船遗址发现的28吨铜钱也表明，日本对中国的铜钱有着持续而巨大的需求。元朝廷批准了商人们交换铜钱的请求。次年，忽必烈诏许沿海地方官府与日本船只进行贸易。因此，下一年，当四艘载有2000多名船员的商船从日本抵达宁波后，当地官员完成安全检察后便允许他们在本埠进行贸易。当时，元朝统治者倾向于将贸易与战争分开，只要来到元朝的人是真正的商人，他们就会欢迎。
1281年第二次攻打日本失败之后，尽管忽必烈一直在计划下一次进攻，但他也采取了与日本建立正面关系的其他措施。1283年，宁波附近普陀寺的住持愚溪如智向忽必烈建议：
若复兴师致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赍奉圣旨宣谕，则必多救生灵也。彼当自省，恳心皈附。
忽必烈接受了如智住持的建议，派他和另一位官员前往日本宣谕诏书。但如智乘坐的船被从外洋上吹回了宁波附近的普陀山，这次出访因此失败了。第二年，因为“（日本）其俗尚佛”，忽必烈再次任命如智住持为出使日本的使者。但由于船主与忽必烈的另一位使者发生冲突，第二次出使也失败了。我们注意到忽必烈任用佛寺住持作为他的使臣，这说明即使是域外征服者也明白佛教徒作为值得信赖的中介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放弃了进一步攻打日本的企图。
不过，蒙古帝国还是继续通过佛教关系努力与日本接触。1299年，元成宗铁穆耳赐予普陀寺住持一山一宁“妙慈弘济大师”的称号，并如前所述，派遣他乘商船前往日本。 一山一宁和他的同伴们在博多登陆后前往镰仓，在那里，由于他是元朝的使节，最初他被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时（1272—1311）扣押。后来贞时得知一宁是一位杰出的禅宗大师，便邀请一宁担任镰仓建长寺的住持。尽管一宁没有完成作为元朝使臣的使命，但他进一步加强了中日禅宗之间的联系。
镰仓的北条一族世世代代都是镰仓幕府的执权，代替年幼的幕府将军统治镰仓幕府，是禅宗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13世纪40年代以后，北条氏对禅宗的支持越来越引人注目，当时博多和京都的禅宗网络扩展到镰仓，并积极与中国大陆进行宗教和物质交流。正如本章所展示的那样，建长寺与北条家族赞助的其他几座禅宗寺院一起，在随后的元日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元朝与镰仓日本贸易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1309年，即蒙古第二次入侵失败近三十年后，以及铁穆耳派遣一宁出使镰仓的十年后。宁波一座道观的碑文记载：“岛夷岁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渔之，不堪以忿，持所赍流黄等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几尽，观亦与焉。”宁波地方志的记载显示了这次事件的规模之大、严重程度之高：至少有九个重要官府机构和十五座佛教寺院或道观被毁。
然而，中国当时的文献记载并没有指责日本商人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上文所引碑文也认为是中国官员的不当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暴乱。如第五章所述，在宋朝时期，负责海上贸易的中国官员经常向商人勒索或索贿，元朝的官吏似乎也是如此。日本著名禅僧龙山德见（1284—1358）的传记中提到，1305年前后，当德见乘坐商船从日本抵达宁波时，直到海商为进口货物支付了额外的关税，中国官员才允许他们登陆。就连德见本人，一位僧侣而非商人，也不得进入这座城市，任何胆敢违反规定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日本细作。
早在10世纪，硫磺就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进口商品之一，主要用于制造火药。如第三章所述，988年，僧人嘉因送给宋太宗的礼物就是硫磺（约700磅）。因此，在1309年，当宁波的中国官员与日本商人的摩擦不断升级时，那些因货物被没收而愤怒的日本商人将硫磺作为趁手的燃烧弹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商人的愤怒也可能源自宋元税率的差异。虽然元朝时期对海外贸易征收的税率总体而言低于宋朝，但元朝的贸易制度恰好是在宋末对日本船只实施非比寻常的税收优惠之后建立的，1227年，为鼓励更多船只前来，关税降至5%。这与宋朝早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的税收和按政府限价收购的比例可达50%以上。相反，元朝只征收全部货物的10%—20%作为税收，并停止了以政府限价收购部分货物的做法。现存的记载没有显示这种低税的特殊情况在宋朝持续了多久，但元朝时期来到中国的商人很可能知道这种更为优惠的税收，认为元朝提高了税率，因此认为元朝官员对他们不公平。
1309年的宁波暴乱促使元朝廷加强了宁波的城防。暴乱发生数月后，鉴于当地军队未能阻止宁波发生的抢劫和破坏，行省官员请求向宁波调派更多军队，朝廷决定从海防系统中抽调三分之一的新兵前往宁波。
暴乱之后，元朝廷仍然允许日本船只在宁波进行贸易，但在任命对日贸易的相关官员时则变得更加谨慎。然而，无论是加强军防还是任命不同的官员，都未能阻止类似的暴乱发生。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了新的贸易方式。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
李怡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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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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